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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余莉:官德修养关乎国家盛衰

http://weizhounews.hebei.com.cn/ 2014-12-16 21:34 魏县新闻网

  《群书治要·崔寔政论》论及国家由盛转衰的原因时,有这样一段阐述:“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,常由人主承平日久,俗渐弊而不寤,政浸衰而不改,习乱安危,逸不自睹。或荒耽嗜欲,不恤万机;或耳蔽箴诲,厌伪忽真;或犹豫歧路,莫适所从;或见信之佐,括囊守禄;或疏远之臣,言之贱废。是以王纲纵弛于上,智士郁伊于下,悲夫!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:大凡国家得不到治理的原因,多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之世已久,风气日渐变坏也不觉察,政治逐渐腐败也不变革,习惯于混乱,安于现状,逸乐而看不到危机。有的荒淫奢侈,不考虑国家大事;有的不听忠言劝告,满足虚伪,忽视真诚;有的在歧路徘徊,不知何去何从;有些是被信任的大臣,只求中饱私囊,保住俸禄;有些是被疏远的臣子,因地位低微,谏言被弃而不用。于是,国法松弛于上,有识之士忧忡于下,真是可悲啊!唐朝诗人李商隐在考察历史之后,在《咏史》中也同样感叹到:“历览前贤国与家,成由勤俭破由奢。”在《群书治要》中,多处讲到了盛世之君与衰世之主的特征。这些特征可以让我们更深刻认识到官德修养对于国家盛衰的重要性。

  盛世之主与天下同喜同忧,衰世之主独制其民。

  在《群书治要·魏志下》上讲到:“昔夏、殷、周历世数十,而秦二世而亡。何则?三代之君,与天下共其民,故天下同其忧也。秦王独制其民,故倾危莫救也。夫与人共其乐者,人必忧其忧。与人同其安者,人必拯其危。”是说,过去夏、商、周每个朝代都经历了十几世,而秦国二世就灭亡了。为什么呢?因为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君主,能与天下百姓共享幸福,与天下百姓共同承担忧患。而秦始皇独裁专制、压迫人民,所以一旦国家危险,就无法拯救了。与百姓共享幸福的,百姓必定和他共同承担忧患。与百姓共享太平的,百姓必定会尽力拯救国家的危难。

  盛世之主尊重历史,以古鉴今;衰世之主自以为是,刚愎自用。

  《孔子家语》上记载,孔子说: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。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,并且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,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,却乞求能赶上前人。《易》曰:“君子多识前言往行,以畜其德”。学习前贤先哲的言论和行事,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,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,无论是为君、为臣,为政、治学,概莫能外。

  在这方面,唐太宗做出了最好的榜样。太宗二十七岁即位后,偃武修文,特别留心治平之道,休生养民。鉴于前隋灭亡的教训,他深知创业不易,守成维艰,在位期间,命令魏征、萧德言等,整理历代治国资政史料,编撰成《群书治要》一书。唐太宗在读《治要》后,在《答魏征上〈群书治要〉手诏》中感慨道:“朕少尚威武,不精学业,先王之道,茫或涉海。观所撰书,见所未见,闻所未闻,使朕致治稽古,临事不惑。其为劳也,不亦大哉!”并命令缮写《治要》十余部,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。在《贞观政要·慎终》上记载:贞观九年,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史书的感受时说:“手不释卷,知风化之本,见政理之源。”由此可见,正是太宗对于历史经验的尊重和借鉴,使其成就了“贞观之治”的盛世。

  亡国之君恰与之相反,《吕氏春秋》上说:“亡国之主必自骄,必自智,必轻物。自骄则简士,自智则专独,轻物则无备。无备召祸,专独位危,简士壅塞。欲无壅塞必礼士,欲位无危必得众,欲无召祸必完备。三者,君人之大经也。”是说,亡国的君主肯定是自高自大,肯定是自以为聪明,肯定是轻视众人。自高自大就会怠慢世人,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,轻视他人就会没有防备。人才不齐备就会招致祸患,专断独行会使地位不稳,怠慢士人就会闭塞视听。想不闭塞就一定要礼贤下士,想地位稳固就一定要得到众人支持,想不招致祸患就一定要人才齐备。这三条,是君主的治国大略。

  从历史上看,亡国之君恰恰违背了这几条。《史记》上记载的商纣王和秦王朝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:纣天资聪明,口才好,反应很快,办事敏捷,他的才能和力气超过平常人,能空手与猛兽格斗。他的智慧足够用来拒绝臣下的劝谏,掩饰自己的错误。他向群臣夸耀才能,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。结果就被武王推翻了。而秦朝自穆公以来,渐渐蚕食诸侯,最终成就了始皇。始皇自以为功业胜过五帝,疆土之辽阔超过三王,因此耻于与其并列。始皇自满,不肯向别人请教,一错到底,不曾改变。二世秉承其作风,因循不改,暴虐无道,加重了政治危机。子婴孤立无亲,忧惧软弱,无人辅佐。秦朝三代君主迷误终身而不觉悟,导致灭亡,不是很应该吗?

  盛世之主任用贤臣;衰世之主相信佞臣。

  在《群书治要·吴志》上总结前人治国的经验说:“古之圣王,所以潜处重闱之内而知万里之情,垂拱衽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,任贤之功也。”意思是说,古代的圣明帝王,之所以居住在深宫之内而知道万里之外的事情,安闲地坐在衽席之上,却能看清楚八方的最远处,原因就在于任用了贤才。相反,大凡亡国之君,其朝中不见得没有能使国家大治的臣子,其府中不见得没有古代先王留下的典籍,然而却终未免其亡国,原因是什么呢?是因为其贤臣不能得以任用,其先王的礼法不能得以推行。《傅子》上还举例说明了这一点:“桀信其佞臣推役侈,以杀其正臣关龙逢,而夏以亡。纣信其佞臣恶来,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,而殷以亡。”《典语》上总结说:“夫世之治乱,国之安危,非由他也。俊乂在官,则治道清;奸佞干政,则祸乱作。”

  盛世之主乐闻其过;衰世之主乐闻其誉。

  《吴志》上说:“兴国之君乐闻其过,荒乱之主乐闻其誉。闻其过者,过日消而福臻;闻其誉者,誉日损而祸至。”意思是说,能够使国家兴盛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过错,荒淫昏乱的君主喜欢听到自己的美誉。听到自己过错的,过错一天天消除而福分来到;听到自己美誉的,美誉一天天损减而灾祸降临。在《孔子家语》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:“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,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。汤武以谔谔而昌,桀纣以唯唯而亡。君无争臣,父无争子,兄无争弟,士无争友,其无过者,未之有也。”《文子》上也说:“国之将亡也,必先恶忠臣之语。”

  盛世之主乐于罪己;衰世之主乐于罪人。

  孔子最赞叹的圣王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,都是喜欢闻听自己过失的人,并且能做到“行有不得,反求诸己”。《政要论》上引用《左传》中的话讲到:“大禹、商汤归罪自己,其国家勃然兴盛;夏桀、商纣怪罪别人,其国家忽然灭亡。”在《后汉书》上记载:“昔成汤遭旱,以六事自责曰:政不节耶?使人疾耶?宫室荣耶?女谒盛耶?苞苴行耶?谗夫昌耶?”从前成汤遭遇旱灾的时候,便以六件事自责说:“治理政事不符合法度吗?使用民力太急剧了吗?宫室是不是太奢华?得势嫔妃弄权干政形成风气了吗?贿赂盛行了吗?进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吗?”而夏桀和商纣王恰恰相反,因为他们荒淫无道,被汤武征伐,他们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,反而后悔以前没有杀了汤王和文王:“故桀囚于焦门,而不能自非其所行,而悔不杀汤于夏台;纣拘于宣室,而不反其过,而悔其不杀文王于牖里。”(《淮南子》)

  盛世之主抑损情欲,勤于政事;衰世之主纵欲享乐,荒废政事。

  《晋书上》讲到:“三代之兴,无不抑损情欲;三季之衰,无不肆其侈靡。”也就是说,从历史上看,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所以兴盛,没有不是抑制自己情感上的欲望而成就的;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由于恣意讲究奢侈浪费而导致的。《魏志下》上记载着臣子有这样的进谏:所谓好的政治,主要是提倡节约,珍视民力;所谓恶劣的政治,就是随心所欲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希望陛下认真考察一下古代的政治,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,到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于灭亡,同时再看一看近代汉朝局势的变化,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了。

  《政要论》上也说:修身治国,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。经传上说:欲望不可放纵。遍观家庭与国家,其取得成功,没有不凭藉于俭约的;其导致失败,没有不是因为奢侈的。俭约者控制欲望,奢侈者放纵情感;放纵情感者危险,节制欲望者平安。尧舜所住之处,门前只有三级土台阶,夏天穿葛布衣服,冬天穿鹿皮衣服。大禹宫室低矮,饮食微薄。这几个帝王,不是其心里不喜好,而是因为十分节俭。

  在《尚书》上记载:帝禹之孙、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,贪图安逸享乐,丧失了应有的品德,百姓都对其怀有二心。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,在洛水之南打猎,百余天不回京都。有穷国国王后羿,趁着国民不能忍受其所作所为的机会,在黄河岸边阻挡太康回都。当时,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候他们的母亲随从打猎,在洛黄交汇的河湾等候他。其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,遂遵循大禹的训诫而作歌。其一曰: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。我观天下之事,认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。对于民怨,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,应在尚未显现时就有谋划。我面临亿万民众,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马之车,作为民众的君主,怎能不谨慎呢?”其二曰:“《训诫》中有这样一段话:内作色荒,外作禽荒,甘酒嗜音,峻宇雕墙,有一于此,未获弗亡。”其三曰:“只因有了尧帝,才占有了冀州这块地方,现在如果丢弃了尧的治国之道,搞乱了尧的法纪纲常,就会招致灭亡。”其四曰:“我们十分圣明的祖先,是众多诸侯国的君主,有治国的典章法则,遗留给他的子孙,现在却听任荒废前人的事业,覆灭宗族,断绝祭祀!”其五曰:“啊!我们将何以回归?我想到这些便感到悲伤。普天下的人都怨恨我们,我们将依靠谁呢?我内心充满哀伤,脸上蒙着深深的羞愧,平日不慎修自己的品德,虽然后悔,难道能追回吗?”

  盛世之君尊崇道义,以天下为公;衰世之主违背道义,以天下为私。

  《淮南子》上讲到:“成康继文武之业,守明堂之制,观存亡之迹,见成败之变,非道不言,非义不行,言不苟出,行不苟为,择善而后从事焉。由此观之,则圣人之行方矣。”意思是说,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,遵守明堂制度,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,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,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,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,言论不随便出口,举动不随便作为,先选择出好的方法然后根据它去行事。由此看来,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。

  那么,自从周代成王、康王以来,几乎将近一千年了,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,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?《汉书》上用一句话指出了原因:“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,奢侈行而仁义废也。”

  《商君书》上也有类似的观点:“故三王以义亲,五伯以法正诸侯,皆非私天下之利也。今乱世之君臣,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,而搜一官之重,以便其私,此国之所以危也。”在这里就指出,三王用仁义来亲和天下,五霸用法度来匡正诸侯,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。现今乱世的君主、臣子,都得意洋洋地欲独占一国一方的利益、探求哪个官位更重要、好便利自己谋私,这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。

  在《孔子家语》上记载,鲁哀公问孔子说:“请问什么是大礼?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那么尊崇呢?”孔子回答说:“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,礼是最重要的保障。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,没有礼,就无法区别君臣、上下、长幼的秩序;没有礼,就无法区别男女、父子、兄弟、婚姻、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。所以,君王对此十分重视,带头恭敬奉行,然后以自己率先所做出来的样子来教化百姓,使他们顺礼而行。居住简易低矮的房屋,穿戴节俭的衣服饰物,乘坐的马车不加雕饰,使用的器物不精雕细刻,饮食不讲求美味,心里也没有过分的奢望,使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。古代贤明的君主是这样恭敬行礼的啊!”哀公又问:“当今的君王,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?”孔子回答说:“当今的君王追求利益,贪得无厌,荒淫无道,奢侈无度,懒惰怠慢,游手好闲,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,使百姓抱怨朝廷;违背众人的意愿,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;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,不择手段;任意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,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。从前君王治理和役使百姓都是按前述的做法去做,现在君王则是按照后面的做法。可见,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了。”

  “读史使人明智。”习近平同志在《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》的讲话中谈到:“历史的兴替演进、起伏变幻,往往沉淀出许多规律,完全可以古为今用、古为今鉴。”从学习《群书治要》中的历史经验,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:国家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员的道德出了问题,正所谓:“国家之败,由官邪也。”(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、博士生导师 刘余莉)

  

 

关键词:刘余莉,官德,修养,文章

稿源:理论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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